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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20年的小卖部,做小程序团购了

发布时间:2022-05-28 阅读量:

社区,社会组织里的基层单元。社区团购,为解决都市人买菜最后一公里的便捷而兴起。便宜、新鲜、今天买明天到、顺手就能拿,2019年左右,以长沙兴盛优选开始,各大资本纷纷加码社区团购,以烧钱换规模、跑马圈地让团购之火迅速成燎原之势。

互联网留意到广袤的农村。他们下沉到农村,是每天还需要种地的农村,试图打开基层的市场。

疫情之后,身处山西十八线农村的我妈竟然开始在微信小程序里用社区团购平台买菜。我震惊问谁教你的,她得意洋洋:“我们群主,也就是你改云大娘。”改云大娘,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妇人居然扣在了互联网平台大战的最后一环。

自己种菜卖菜农村需要团购吗?大家怎么使用互联网工具?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团的东西有什么差别?在农村当团长和乡亲们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带着众多好奇,我先后采访了我们那片几个农村团长,想了解当数字技术渗透到中国最基底层,他是怎样冲击人们生活的。

他们中,有人开店二十年,年过半百开始赶时髦学做团长;有人抓住机会,月入过万让生活得以喘息;还有人一家子赖以为生,线上线下结合弄得很新鲜。几个人的共同点是,社区团购的业务员扫店推广时他们想着“多少挣钱”,现在都只是寻常了。

即使如此,团购在她们的生活中仍留下过痕迹。

55岁的黄姨,是村里一家20年历史小卖部的主人。

讲清这座村庄所在的位置有些复杂,在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曲阳镇、xx村,一个位于太原市市郊的小村庄。从电子地图上看,和街道纵横、地表点密集的太原市区相比,这里接近空旷无垠——真的是最边缘了,再差一公里它就不属于太原。

2021年春天,村里来了几个穿着西装的小伙子。黄姨和村民们见怪不怪,之前一些从市里来向村民推销信用卡的年轻人也是类似的穿着。他们几个宣称自己为一个做社区团购的大厂工作,挨家探访村里的小商店,为他们的社区团购寻觅“团长”的人选,找到了黄姨。

黄姨的小卖部附近,居民比旧时少了很多。2017年,村里新建了现代化小区,邻里有男丁的人家很多都买了楼房,搬了过去。黄姨家里有两个女儿,自觉没有为孩子成家置业的压力,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守着自己经营了近20年的小卖部和一群老熟人一起生活,于是留了下来。

也是在那时候,黄姨感觉村庄里以往几近凝固的时间流速,突然快了几番。黄姨没有料到村里的状况会寂寥得让她陌生。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夏天偶尔还有回来村里住的邻居们,冬天就剩我们几个钉子户了。”黄姨说。邻里越来越少的同时,她的小卖铺也不复往日繁华。也是在那时候,她开始学会用智能手机,刷微信、短视频去看外面的世界,小卖部也与时俱进地有了微信付款码。

2019年黄姨也搬进了小区,小卖部开始处于半停业状态。只有夏季黄姨回到村里的时候,小卖部才会开门。老邻居们花了一段时间适应这种情况。刚搬家那阵,好几次黄姨收到老邻居的微信,才知道人去了她的小卖部门口,发现店门紧闭。她只能把新状况解释了一番,连声道歉。几次之后,大女儿给黄姨拉了个微信群,联系感情、通达信息。这个70多人的互联网群聊,后来也成为黄姨小卖部的线上联络部。

即使小卖部附近的居民不多了,找到黄姨的时候,小伙子们还是热情地邀请她来当“团长”。他们把工作证一亮,就开始讲一个叫“社区团购“的事物。黄姨听得云里雾里,只得赶紧把女儿叫来。

终于弄明白了,小伙子们推销的是一个小程序。只要上传小卖部的门店照片、营业执照等资料,之后推荐人们在平台上下单,黄姨就能挣到佣金。

“我需要做点什么嘛?”黄姨问。

不需要。小伙子们七嘴八舌跟她解释:会有专人把村里人订购的东西送到黄姨的小卖部,让订购的村民来店里取即可。后台有商家账户,会按照黄姨小卖部的在线营业额,拨付佣金到账户里。

就这样,社区团购的宣传海报贴到了黄姨小卖部的门前,黄姨成了一名“团长”。

那张海报吸引来更多业务员,他们的说法大都一致。在农村,多家平台正在微信小程序做社区团购的业务。和前几年外卖平台激烈撕扯阵地不同,这些来村里推广自家小程序的业务员们更为和谐,不企图独占某个具体商户。黄姨也感觉如此,第二次来推销员时,她和人家解释“已经入驻别的了,不好意思”,对方和她解释没关系,同一家店可以多来弄几个平台:“多一份收入,来你店里取东西的人不也多了吗?” 

因此,黄姨又前后担任了多家小程序社区团购的团长。在她的小卖部门口,原来那张海报附近陆陆续续又贴了“X菜菜““XX买菜”等不同平台。

在互联网上,黄姨的小卖部恢复了全天候营业。她在各种群里推荐村里人下单:小程序点进去就能直接下单,让选我家作为自提点,微信支付,第二天早上就能送到,很方便的。”“酱油、卫生纸、洗衣液……”黄姨数着,一开始,很多商品比她去批发的价格还低,她索性自己也在社区团购上下单,给自己的小卖部进货。

最多的时候,黄姨平均从每个平台获取100元收入。

平均每天有4、5个顾客,客单价不高,大家经常买便宜的活动商品。一块钱两个的柠檬、九块九的西瓜、三块九的调料,很少有超过10块钱的订单出现。“也是这样的购物习惯。”黄姨说。

由于没有完成平台设置的单数指标,部分平台派过业务员来“指导”黄姨。部分人了解实际情况后,不得不自己掏钱凑业绩。黄姨说,部分平台给商家和业务员设计了复杂的任务,有些她看都看不懂。后来,有一个平台因为连续几个月没有业绩,自动把小卖部的营业点取消了。“退了就退了吧,我也不会自己退,只是可惜里面还有一百多块钱的佣金没提现出来。”黄姨说。

黄姨不甚在意社区团购是否为她创造了可观收入。村里剩下的,都是比黄姨年纪还大的老人们。黄姨也是那时候才意识到互联网的参差。许多老人有了微信,却只是因为年轻人迭代了通讯方式,为了联系家里后辈才学习用起了微信。留在村里的他们,不懂得用账户绑定银行卡,无法完成付款这一步。有的老人索性连银行卡都没有,只有存折。有的老人只拥有村里给办的社保卡,无法用来网购。一开始,老邻居们也没有太多参与黄姨社区团购的意愿。黄姨感受到这点:“他们害怕被骗,跟我一开始的心态一样。”

现在,有些不会操作的老人,会直接发语音消息请黄姨帮忙下单。东西送到店里,取走的时候给黄姨现金,某种程度上讲,也为老人们提供了一些便利。

2016年年底,亮姐关掉了城里的商店,把小卖部开到了市郊一处农村回迁房小区的楼底商铺中。

小区的居民来自同一个村庄。因为修建快速路,村委新盖了这处小区,修好后,小区居民能有几千人。虽然交通比市内不便很多,但想到几千名住户都会成为小店的顾客,亮姐和丈夫觉得这趟生意有盼头。

她仿照知名连锁便利店“7-11”给商店取名“911”,装修靓丽的门面却没有招徕客户,反而让质朴的村民们敬而远之。

“刚「泥腿子上岸」走进楼房的村民们,还没有养成逛超市的习惯,装修漂亮的门店对他们有天然的震慑感,觉得里面东西肯定贵,大家不敢轻易踏进来。”亮姐说。村民们还是习惯每周末回村里赶集,只要不是急用的东西,集市上总能买到物美价廉的货。

生意寡淡,亮姐的丈夫不得不找了一份推销啤酒的工作维持一家人生计。那是让亮姐愤懑的一段日子:“孩子给大姑姐照料,家里每天鸡飞狗跳的,和老公不能见面,一见面说不了两句话就吵。”

接入小程序社区团购成为了寡淡生意的拐点。

2020年,亮姐听说了社区团购。她30来岁,以前干过淘宝客服,对网络的应用很是伶俐。上网查询了操作经验后,亮姐自己操作,申请成为多个小程序社区团购的线下自提点。回顾那个时间段,亮姐感慨自己赶上了几个社区团购平台烈火烹油的高速发展口:“很多人在疫情期间经济条件受到很大折损。我反而是那时候开始缓过来的。因为村里不让赶集了,大家开始上网买东西。”

好在小区里不全是老人,小媳妇大姑娘年轻后生们也多。

和黄姨一样,亮姐也是一个很和顾客建立联系的商人。那之后,只要店里来人,亮姐就转而推荐他们从微信上买。手把手教学下,有的人成为了常客。为了留住顾客,亮姐还会主动打电话告知优惠信息,刷存在感。“在某某小程序上某商品只需要这个价格,你要需要我就给你留一件,明天过来取就行。”亮姐说,不管东西多少,她都尽量让顾客多成交。只要有人来店里提货,她的“911”就不会冷清

一个意外的收获是,第一批客户成了亮姐的“宣传员”:“小区里人都是深度认识的,关系错综复杂。很多东西只要足够便宜,根本不需要我推销,一个人知道了会主动推荐给他的七大姑八大姨。”

一度,她从小程序上团购了一批方便面,整箱子46包29.9,本来只想试试卖个几十件。没想到消息在居民群里传开后,卖了400多件。

总而言之,两三个月后,等同街竞争对手们反应过来,亮姐已经有了数量可观的稳定客户。亮姐的“9-11”一天客流量稳定在300人左右,靠奖励、抽佣、坑位等多种计算方式,一个平台能有1500左右的收入。

最多的时候,亮姐的小卖部接入了7个社区团购平台,商店门口被各种平台的团购海报贴得花花绿绿。店里专门为此摆放了两个货架,作为团购商品的暂存所。后来人们在社区团购上买的冻品多了,亮姐自己不敢进需要冷冻的货物,先紧着人家的放。

不过市场有巅峰也肯定有低谷。2021年年底,亮姐收到了一个名为“十荟团”的平台发来的“商家告知书”。平台自陈,受疫情影响,平台一直在补贴,入不敷出,出于战略层面的需要撤店。

亮姐只觉得失落:“现在虽没之前那么好了,一个月至少还有个几百块的收入。退出了也就意味着这个「进水口」要封闭了。”

没想到,十荟团只是第一个关闭的“进水口”。后续,有两个平台也开始撤店,亮姐的小店现在手里还有四个平台。留存的平台上,订单量减少,佣金也开得更低:“以前一把西芹3块钱,我能有四毛钱的提成,现在一把韭菜2块钱,我只挣2分。”,而亮姐的「出水口」却因为孩子的长大,越来越粗了。

在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苏店镇某村,今年33岁的王哥也是一名社区团购的店长。

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农村,平原上、千八百号人、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主,有本事的带着孩子去了县城、省城。王哥本来也走出去了。初中毕业后,他和同村几个后生一起去省城打工。端盘子、当保安、上车间流水线,什么都干过。后来在工地里意外弄伤了脚,落了五级伤残,只能回到村里。

王哥从母亲手里接过了位于村中央的小卖铺,只有20来岁。他的父亲去世得早,为了养活两个孩子,王哥的母亲20年前开了这家小卖铺。门面是亲戚家照顾孤儿寡母,免费给他们用的,店铺虽小,却养活了一家三口。

“毫不夸张地说,我家小卖铺就是我们村的陆家嘴。”王哥说。他的店铺面朝村委广场,独特的地段让他们家成为整个村的中心地。村里的大事小情,王哥有自信是第一批知道的人。甚至连妇联开小会,“都是在我家的里间举办的。”王哥说。

两年前,一家社区团购的推广员到村里挨家探访便利店,推广他们的小程序。王哥没有犹豫,应下了。他是一个习惯接受新商潮的商贩。10年前刚接过小店的时候,网购刚刚在村子里流行,他就用工伤赔偿金支付了中通门店的加盟费。把里间改成快递架、外间继续卖东西,门口还放了两个儿童摇摇椅。“把小卖铺升级成了综合体。”王哥颇有些得意。后来综合体的服务内容日渐丰富,他娶妻后,妻子在店里腾出了一片理发区域。夫妻俩又淘来城里企业淘汰的打印机,开始做文印。

“孩子马上要进幼儿园了,里里外外都是开销。反正也没什么成本,它借咱的店放东西我还能多点收入,何乐而不为。”王哥说。

不过,和建快递站不同。当时的xx村,村民还没有使用过小程序上的社区团购。消费习惯如果培养不起来,建立在社区团购上的收入计划,就无法实行。那之后,王哥有了新的任务——钻研如何促销。

王哥的花样很多。第一次注册平台的时候,王哥免费手把手教学,并赠送一次当月免费寄快递的次数。买够十单的顾客,赠送免费理发一次,家人可以共享。每逢6号、16号、26号下单,可以送孩子坐一次摇摇椅。王哥颇为自得:“花里胡哨的,全村就我这么搞。”

还真吸引来了一些人。有些人听着觉得很感兴趣,开始使用线上买菜。第一次来拿货的是一个小姑娘,买了一把豆角,当时菜店已经8块多了,平台只需要3块钱。“确实很划算。”王哥知道后,自己也开始用社区团购

折腾了很多,行情最好的时候也就只有大半年。去年三四月份开始,到十一前,王哥的几个平台的佣金加起来能达到3000元左右。

 “当团长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一个电话喊人来拿东西就行,不耽误我快递主业;不过有时候也很复杂,东西丢了坏了蔫巴了,卖得比你店里贵了贱了,遇到挑理的人总有说头。”王哥说。

看着网上很多团长月入过万,他想都不敢想。现在除了大趋势有点冷以外,王哥也承认,他的团购还是没有真正做起来和在村里有很大的关系。

他发现,之所以很难在当地培养起这种消费习惯,主要症结在于商品在当地的竞争力。社区团购促销的主力是农产品,而在尚有许多农业人口从事耕种的农村,社区团购的菜品在品质上没有竞争力,价格上的优势也十分有限。

“我们村很多人就是以种菜为生的。家家户户都有院子,里面就算有两行空地也要种。谁家吃不了都要出来卖。至于茴子白、黄瓜、西红柿,很多菜比网上的特价产品还便宜新鲜,一样摆在村委广场上,大家出门就能买到,何故要等一天买不甚新鲜的菜?”王哥说。

另一方面,年轻人容易养成新的消费习惯,而在农村,常住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老人。老人们学习新事物慢,有的还不识字,只会用微信发语音,王哥发现,即使小程序简化到直接付款,对他们来说也还是太复杂了。“在微信群里,如果有人会发红包,都要被人打一长串大姆哥夸奖”,学会网上花钱,大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而且与大城市不同。在村里,老百姓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农闲时刻,大家都出来扎堆在广场上聚集闲聊,要么打扑克、下象棋,想办法打发时间消遣。买菜在他们眼里已经是最基本生活组成,大家想象不到人“懒”到什么程度才能线上下单,让人家送上门。王哥的邻居们,更愿意多走两步、费点时间到商店里,用现金购买所需的物品。

“但我一点不后悔成为团长。”王哥说,他还在努力经营着社区团购的业务。

“脚受伤之后,我很少离开农村,对大城市的理解基本上是快手上的短视频。新闻上前一阵子上海疫情让团长爆火,一提到团长,我感觉自己和人家亲近了很多。”王哥说。

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讲,被采访的这些团长们是网民口中的非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人群,团购新模式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基层未充分就业的部分劳动力资源,提高了社会效率。当社区团购走到村口,它并没有如洪水猛兽代替原有的零售体系,因留守在村中的以中老年人和儿童为主,他们对价格敏感,对时间不敏感,团购只是村民日常消费方式的一种选项。以“小卖部”为线下据点,以微信群为线上据点,“团购”这一行为在后续的发展中也变得具有建设社区共同体色彩。

我们会发现,无论团购这一行为是否依然在当地社区存在,但“连网”所打开的广阔空间感,的确影响了广袤乡土中国里一个又一个“黄姨”“亮姐”“王哥”们。

来源:边码故事


作者:刘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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